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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僱了一部差頭，座位很小，兩人被迫親密無間。他覺得話可以在這時候開始。這時候開始最漫不經心，因此不會把婉喻嚇着。他剛要開口，把話頭往那邊牽，婉喻卻說：“你怎麼待我這麼好？”焉識吞了一口空氣，連同那個開場白。天下真有這麼容易知足的女人。婉喻化了淡妝，話比平常多，委婉地暗示他：若不是恩娘去世，焉識不會單獨陪她出來做這些女人家的事情。都是恩孃的不是，焉識才跟她一樣喫苦，在同一個房頂下做梁山伯、祝英臺。婉喻的美好誤解使焉識本來就不足的誠實更加短缺。
一連幾天，他都在想，也許弟弟對他的性格診斷是誤診，他足夠無恥厚顏，可以和心理障礙共存，在婚姻中矇混到底。也許這診斷是徹頭徹尾的謬誤，他壓根就沒有心理障礙：爲了把一場無愛的婚姻混到底，他必須在外浪蕩，以此來平衡自己。
弟弟陸焉得帶走了焉識的大女兒丹瓊，留下了大兒子皮埃爾。正如丹瓊厭惡自己種族的發源地一樣，皮埃爾對一切中國的東西都充滿眷戀和夢幻。焉得把丹瓊帶到比利時不久，丹瓊考取了牛津大學文學院，而留在上海的皮埃爾考取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一天，焉識跟學校裏的高中學生和一些老師參加反飢餓示威遊行，看到皮埃爾在另一個遊行隊伍裏，拿着照相機東照西照。他把皮埃爾拉出示威隊伍，很火地警告他，假如他留在上海就爲了幹這個，做大伯的他會立刻送他回比利時。皮埃爾說沒關係的，他的父母都知道他同情共產主義；他們家裏一切都是公開的，自由的。說完他跟大伯伯揚揚手，跟着隊伍跑了。
晚上皮埃爾一臉血地回到家，護送人竟然是大衛·韋。皮埃爾還是樂呵呵的，荒腔走板地跟着大衛唱國際歌。婉喻給皮埃爾上藥水的時候，大衛指着皮埃爾說：“你有個好侄子！是我們的人！有理想！不像閣下你！”
當天晚上，焉識到郵局給弟弟拍了個電報，告訴弟弟立刻命令皮埃爾回比利時。電報上他不便說理由，只說上海太亂，怕孩子出危險。第二天，弟弟從比利時打電報來，叫皮埃爾立刻搭船或火車——取決於哪個更快——回歐洲去。皮埃爾一看電報就明白是大伯伯出賣了他。他拿出西方青年的腔調，一會兒法文一會兒英文，獨立啊自由啊，辯論得焉識插不上嘴。十九歲的他難道不能呆在他想呆的地方，結交他想結交的人，從事他想從事的活動嗎？對於皮埃爾，上海正發生的就是他理想的實現。他說如果大伯伯不歡迎他住在家裏，他可以搬出去住。焉識問他是不是大衛·韋歡迎他，他給了焉識倔犟反叛的一眼，沒有回答。
第二天早晨，婉喻發現皮埃爾不見了，馮子燁也不見了。焉識判斷表兄弟倆又捲到什麼請願運動裏去了。焉識去學校上班的路上，看到昨天警察的消防水龍頭噴射的水在一些地勢低的馬路邊沿積存着，上面漂了一些撕碎的紙旗子。血跡倒是都在夜裏被清除了，只有很少幾處遺漏。晚上子燁回來了，皮埃爾卻沒有回來。從子燁那裏才知道，皮埃爾夜裏就走了。
從此皮埃爾再也沒有回過陸家。焉識到大衛·韋的大學，質問他把皮埃爾攛掇到什麼地方去了。大衛還是感嘆，說焉識有個好侄子，情操高尚，理想宏大，到底生長的地方離馬克思恩格斯比較近。從來不光火的焉識這時提高了嗓音，讓大衛最好馬上把皮埃爾帶回陸家，不然他會去警察局告發他。
“你去告好了。提籃橋、龍華監獄裏關的都是高尚的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要想與人民爲敵，就去告發我。”大衛陶醉在一種壯烈的情緒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