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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韋在一個多禮拜後突然出現在陸焉識面前，多日喫不好睡不好的樣子。但是已經很有歷代的各國革命者的模樣，機警，多疑，胸中無小事，目光深邃而抽象。開門的是婉喻，大衛說他不進來了，請焉識出去一下。焉識和他走到夜晚的上海馬路上，剛要大發牢騷，大衛·韋突然揪住焉識的圍脖。
“是你告發我的！”大衛·韋用英文說。
焉識愣了一下，這樣忘恩負義的人不像真實的，像個噩夢。他用曾經打板球、打馬球、打籃球的臂膀推開了他，一面用英文說：“我現在就去告發你，否則我白白丟掉一份薪水！”
大衛的眼鏡被一個趔趄顛到了腮幫上。大衛總是或多或少地缺一些理性，總在爲着什麼狂熱或激動或陶醉或憤怒，因此臉上總帶一層油汗，無論多麼喫不起油葷。焉識覺得爲丟掉一份薪水患得患失不夠上流，繼續用英文說：“你欺瞞我，躲進我們學校，讓一個無辜的老太太差一點出生命危險。革命我不反對，但是革命者認爲他的命比百姓的命更值錢，碰到性命攸關的時候就拿百姓犧牲，我不能跟這樣的革命者來往。”
焉識說着，調過身往家走。大衛追上他，叫焉識別抵賴。焉識告訴大衛，從現在起，就算他們倆從來不認識，請大衛以後不要再出現在他生活裏，否則他就真的去報警。
大衛對着焉識離去的背影說，等一等。焉識才不“等一等”。大衛小跑跟上來，啓示錄一般地用英文說：“不站到革命一邊來是會完蛋的。全中國要解放了，國民黨就要倒臺了！”
“那好啊。國民黨倒了臺，新的政府至少會少一點特務，多一點理性和法律。”焉識說。
三個月後，南京解放前夕，皮埃爾回來了。焉識請比利時大使館去上海各個監獄查詢，無論皮埃爾是否活着，總該弄清個去向。被釋放的皮埃爾皮包骨頭，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厲害、好歹，而這種知悟讓他感覺非常敗興。在大伯伯遞給他一張船票時，他露出“可熬到頭了”的神色。起航在從書房裏出來，見皮埃爾的皮箱打理得整整齊齊，人卻不見了。婉喻告訴他，皮埃爾到外面去買點東西，作爲紀念品送給同學。午飯之前皮埃爾回到家，卻兩手空空，焉識明白，他早上是打着買紀念品的幌子出去辦另一件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