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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等在八仙桌上，豐盛地等着皮埃爾的啓程時刻到來。焉識爲了侄子四體齊全地回到他父母懷抱喝了一杯婉喻燒菜用的劣等黃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順便跟韋叔叔告了別。”到底是對自由民主信賴慣了的孩子，選擇了不隱瞞。當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識坦白。
焉識表示可以理解。他趕緊把話題繞開，不想讓皮埃爾知道自己對大衛·韋的反感。
“韋叔叔對你，有些成見。你們應該敞開來談一談。”
皮埃爾生長在國外，覺得什麼都是可以敞開來說清楚。教給他怎樣閱讀中國人，已嫌太晚；他已經二十歲了。二十歲一箇中國男人，應該可以不動聲色地防禦，甚至進攻，不露痕跡地交換利益甚至勾當，只要不被抓住永遠不算作弊。二十歲，他應該習慣了人的那種淡淡的無恥，把它當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訴皮埃爾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誠實，以及對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經成形了，而誰又忍心毀掉他的誠實和天真呢？
焉識很高興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個皮埃爾；他馬上要離開上海了。就讓他去千差萬錯地理解他的血緣發源地的種種事物和變化吧，就讓他給予這些事物和變化千差萬錯的喜和怒吧。
皮埃爾離去後不久，解放軍幾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國民黨軍向後跑總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棄的建築精良的工事。就像1937年日軍幾乎不遇任何抵抗地從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國人替國民黨軍設計和建造的一座座鋼筋水泥工事都嶄新地被遺棄。五月，上海也解放了。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個禮拜，焉識曾經任教的大學來了個年輕人，找到焉識家裏。年輕人姓張，用一口蘇北話告訴焉識，一旦上海解放，學校希望焉識能立刻回去繼續當教授。姓張的客人比皮埃爾大不了幾歲，最多二十四五歲，他不屬於焉識認識的那類人；上海社會里，焉識在自己同胞身上預期的那種猶如體嗅般淡淡的無恥，在這年輕人身上不存在。焉識第一次遇見這樣的人，成熟，質樸，粗中有細，一身都是新鮮的活力。他說他了解焉識在重慶是怎樣失去教職的，又怎樣被國民黨特務關押了兩年。等大學被接管後，一切被國民黨迫害過的教師學生學校都會還予公正。
上海解放之後的一個禮拜，米價和食品價格漸漸穩定。戴禮帽的鬼祟便衣們不見了，到處都是光明正大、操步過市的解放軍。焉識回到學校，開始準備上課。他的辦公室搬到了一個朝南的房間，打開窗子，呼吸的就是五月的田野氣味。除了一切在變得好起來，似乎一切又都沒有變。焉識很快又是教授中的明星，一條甬道從校門口進來，他必須忙碌地兩面點頭回禮。陸教授身邊的密斯張、密斯李現在變成了小趙、小孫，列寧裝和工裝褲代替了旗袍，不是“陸教授請客喫杯咖啡吧！”就是“陸教授賞光來喫杯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