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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天，學校考試的季節來了。報上登出一篇文章，自問自答：能不能放手讓反感共產主義的教授教育新社會的大學生？不能！文章兇巴巴的口氣讓焉識馬上認出來，寫這篇文章的手是誰的。考試後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識沒有時間給報紙寫文章答辯，就抽了一個晚上給大衛·韋寫了一封信，說知識分子的生命在於接受知識、分析知識、傳播知識，甚至懷疑知識、否定知識，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時候，他不該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識分子還應該享有最後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說他越來越理解福伊（foy），那個被基督教徒殺害的十五歲女孩。她拒絕偶像崇拜只是爲了維護自己的最後一點自由，精神的自由。而後人把她作爲聖女膜拜，把她肉身的一部分塑成塑像，使她也成了偶像，放入爲她在康奇斯城（nese）建造的廟殿裏，以膜拜來背叛爲了人類最後的自由而犧牲的年輕先哲。
婉喻那天晚上輕輕地進了焉識的書房，問他是不是又爲什麼事不開心了。他怕看婉喻擔心的臉，更怕她又要蠢裏蠢氣地去買個什麼東西來逗他開心，就簡單地把給大衛的信告訴了她。
“讓我看儂還是勿要寫了。”婉喻說，“上趟他把你的信登在報紙上，多少不作興！”
原來什麼都沒有漏過婉喻的知覺。焉識沒有聽信婉喻的。後來他後悔自己把婉喻這樣的知己錯過去了。假如他早就認識到，她的本能和智力以及趣味都配得上做自己的知己，或說她原本就是他一生最親密的一個知己，他會把自己在外面的遭遇講給她聽，平等地和她討論對策。作爲女人，她看男人的事有時反而更清楚。可他在心裏從來不認爲自己愛婉喻，他也就從來不把婉喻放在知己的位置上，錯失了他原本該得到的忠告。
大衛·韋的爲人也是不出乎自己風格的。第三天的報紙就把焉識給大衛的信刊登出來。曾經代表大學去找焉識的張同志，把焉識叫到他的“軍代表辦公室”。這回張同志給了焉識一副難看的臉子，叫他立刻寫反省書交上來。他問張同志想要他反省什麼。張同志把桌子一拍，指着焉識：還不知道反省什麼嗎？都夠得上反革命了！焉識說他天天感謝革命，把他的教授職位都革回來了，又把國家的米價革下去了，還停止了物價上漲，制止了流氓橫行，教妓女們紡紗織布，識字唸書，他陸焉識幹嗎反革命？！
張同志的臉子更難看，說：“你拒不認罪！”
焉識不想再說什麼。他想，重新找飯碗的時候又到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重新找飯碗。張同志告訴他，限他在明天晚上之前把“反省書”交上來。他用不了那麼長的限期，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辭職書放在了接管辦公室門縫裏。
以後的每一天，他都在各種報紙的聘用廣告中緊急翻找。婉喻和孩子們又遠遠地躲開了他，光是他翻報紙的聲音就告訴他們，千萬別跟他說話；他此刻沒任何好聽的話。不久焉識翻的報紙上出現了這樣的詞——“肅清反革命運動”。這個詞彙從出現就開始聽到馬路上嗚嗚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裏嗚嗚叫，白天也叫，然後大街上弄堂裏商店門板上就開始貼出滿是人臉的告示來。都是“反革命”的臉，被宣判死刑、死緩、無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