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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峯赴京開會之前，我收到父親的信，說從勞動改造的水庫直接被借調到北京電影廠。我給父親寫了封信，交給了劉峯。我的意思是如果劉峯在北京實在沒地方串門，也實在有空兒，就替我去看看我闊別好幾年的父親。信自然是個由頭，真話我也不會往上寫。那時我的真話往哪兒都不寫。日記上更不寫。日記上的假話尤其要編得好，字句要寫漂亮，有人偷看的話，也讓人家有個看頭。我漸漸發現，真話沒了一點兒也不難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裏讀出真話。
我傻乎乎地問劉峯，我爸給我捎的是什麼？
劉峯說他沒看，不過我爸託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們都聽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動文人，不再是工資被凍結每月領十二元生活費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電影廠裏上班、給女兒捎得起東西的父親！但沒人留神我的成分改變和翻身解放，都還暈在對劉峯的崇拜裏。劉峯拎起地上的一條灰狗般的行李袋，說他一會兒把東西給女兵們送來。意思是他要在宿舍裏完成分揀。不是每家父母都細心，在包裹上寫清名字的，不分揀清楚，萬一張三被李四的父母錯愛了呢。
我們散會前，劉峯拎着那個行李袋回來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揀出去了，可行李袋一點兒沒見小。劉峯是個人擁有品極少的人，出門又會精簡再精簡。我們女舞蹈隊二分隊有四個北京人，劉峯從醜陋疲憊的行李袋裏先拿出四個包裹。最後一個，第五個，是父親給我帶的。那是體積最可觀的一個包裹。塑料袋在當時可不被看成環保垃圾，而是值得愛惜一用再用的好東西。父親一定是專門弄來這個印有北京友誼商店店標的雙料大塑料袋，那樣的華美讓它盛裝的無論什麼都華美了。
下面是劉峯的原話：
“我打電話到你爸電影廠招待所，跟他說對不住，會議安排忒緊，電影廠離城裏遠，咱又人生地不熟，這回就不拜訪您了。我還說，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蕭穗子讓帶的信投郵筒裏給您寄過去？你爸問了我一句，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說我還真說不清，頭一回來北京。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門來了，我納悶兒他怎麼找着了我住的地方。他說，打聽個招待所還不容易，你爸非得請我喫飯。我說會議伙食好着呢，四菜一湯。他說四菜一湯有啥喫頭，他要請我喫北京烤鴨！我告訴他會議代表不能隨便離會，喫了午飯還要分小組討論，你爸這纔算了。晚上他又來一趟，送來這麼個包裹。還非送我一條煙，我說我不會抽。你爸說讓捎這麼重的東西，三千里地，過意不去，問我不抽菸酒喝不喝。我說那更不會了。他又說，那你都說說看，你還不會啥？我看看還能不能找點兒你會的送給你。我說您就別客氣了，不就捎點兒東西給蕭穗子嗎？是我應該做的。”
劉峯把一個父親愛女兒的急切和渴望做報告一樣敘述一遍。跟他開導我的語調差不多，我那場歷時半年的紙上談愛暴露之後，情書全被繳獲，劉峯在兩所院牆之間的騎樓上找到了我。我手裏拿了一根揹包帶，頭頂上有根結實的橫樑，多年前不知吊過軍閥大戶多少丫頭小姐。他一把奪過揹包帶，說蕭穗子你好糊塗。組織派他來挽救我，來得正是時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蕭穗子，你千萬不要悲觀，背思想包袱，在哪裏摔倒就要在哪裏爬起來。刻苦改造自己，大家還是會歡迎你歸隊的嘛。浪子回頭金不換嘛。就給大家看一個金不換！怎麼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