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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在急診室就把團長電話要通了。團長聽了何小嫚的體溫作假案之後，只是嗯嗯地答應着，一句指示沒給。對這麼無恥的裝病者，衛生員倒是有太多廉恥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誰來揭穿呢？
團長低聲說：“暫時不要揭穿。”
衛生員問爲什麼。團長命令她保密，以後會跟她好好解釋。我們十八歲的衛生員差點兒抗命，在電話上要求團長立刻解釋。衛生員的上級是軍區門診部部長，她隨隊保健間接受我們團長領導，抗命也是間接抗命。她說假如讓何小嫚繼續裝病，對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誰。當然指我們都想生病從而撈到“輕傷不下火線”表揚的年輕士兵們。那個時代的士兵，無仗可打，無處英勇，最高榮譽就由此類“輕傷”得來。衛生員覺得不公，是因爲我們想“負傷”想瘋了，對生病的羨慕和渴望掩飾不住，都掛相了，可是我們是想真的生病，真實地想以自身實現一次我軍“輕傷不下火線”的英雄傳統，以真的病痛來換取一次表揚。我們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誰也不會“詐病”。我們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人這麼無恥，用胳肢窩變戲法，玩體溫計調包。
團長厲害起來，叫衛生員服從命令，對何小嫚裝病嚴緘其口。他最後那句話把衛生員的正義怒火壓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還能怎麼表演。”
衛生員聽懂了團長的戰略部署：誘敵深入，徹底全殲。
但是衛生員對團長的意圖只懂了一半。團長是唯一對騎兵團和軍馬場的動盪局勢知情的人。軍區首長把我們送下來“慰問演出”，其實是要我們起到調解作用。騎兵和牧工由於建制撤銷而前途未卜，是司令員政委們最擔心的。何小嫚由於“高燒”，由於帶着“高燒”表演的高難舞姿，對於退役前夕的騎兵起到了感化效應。一旦戰士們知道這是一場裝病，他們會大感上當。戰士們在高原艱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裏朦朧感覺到上當，而作爲司令員使者的我們裝病唱苦肉計，會讓他們意識到，這是真正的一場上當。我們處心積慮的團長真難啊，即使明白何小嫚的苦肉計，也必須當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巡迴慰問演出結束，我們回到成都，衛生員也結束了隨隊保健的臨時使命。回到門診部之前，衛生員把何小嫚玩兒的體溫計把戲跟多數女兵說了，也跟少數男兵說了。團長始終沒有公開證實過這事兒。我們當時認爲，假如團長證實他知道這件事，他也就承認了自己姑息甚至利用這種弄虛作假的醜行。所以何小嫚的裝病事件像一個帶毒的傳言，流傳到一個軍區直屬機關的每一個科室，流傳之深遠，我多年後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在成都懷舊之旅中，碰到一個軍區車隊司機，自我介紹說他姓蔡，還說二十年前他常看我們演出，當時警衛營，車隊，體工隊的男兵們都做過“癩蛤蟆喫天鵝肉”的夢，所以記得所有舞臺上“天鵝”的名字。他問那個造假髮燒的小何怎樣了。我想，何小嫚在戰場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機毫無所聞，而她造假的醜聞，他念念不忘。可見團長當年的高明，讓那醜聞自己流傳，民間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傳中事實會不斷獲得新的生命，新的營養，越流傳越肥碩。流傳中的何小嫚是這樣的：飛旋着，飛躍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鵝一樣墜下，當臺栽倒，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急落。小車隊司機問當時情景是不是這樣。我懶懶地，淡淡地，說記不清了。蔡司機又說，他也用何小嫚發明的“高燒法”騙了幾次假條，因爲車隊不批准他復原。後來他給副司令開上了小轎車，提了幹，用不着裝病了。哦，當年團長的高明我這才全面領會：他怕公開了何小嫚的裝病法會擴大那方法的效應，培養出蔡司機這樣的一大批裝病者！
團長沒有揭露真相，但不等於真相不影響他的決策。團長的決策，就是讓何小嫚離開文工團，下放野戰醫院。他跟野戰醫院打招呼說，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艱苦鍛鍊。野戰醫院比文工團仁慈，只讓何小嫚在洗衣班洗了一個月的膿血繃帶，之後就安排她上了護訓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