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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脫離一般常識的思考，就是此文一直重複出現的真實性概念。有關真實的思考進行了兩年多以後還將繼續下去，我知道自己已經喪失了結束這種思考的能力。因此此刻我所要表達的只是這個思考的歷程，而不是提供固定的答案。
任何新的發現都是從對舊事物的懷疑開始的。人類文明爲我們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們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對安全的責問是懷疑的開始。人在文明秩序裏的成長和生活是按照規定進行着。秩序對人的規定顯然是爲了維護人的正常與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實證明龐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總是束手無策。城市的十字路口說明了這一點。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以及將街道切割成機動車道、自行車道、人行道，而且來與去各在大路的兩端。所有這些代表了文明的秩序，這秩序的建立是爲了杜絕車禍，可是車禍經常在十字路口出現，於是秩序經常全面崩潰。交通阻塞以後幾百輛車將組成一個混亂的場面。這場面告訴我們，秩序總是要遭受混亂的捉弄。因此我們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實可信。
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裏寫《一九八六年》、《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時，總是無法迴避現實世界給予我的混亂。那一段時間就像張頤武所說的“餘華好像迷上了暴力”。確實如此，暴力因爲其形式充滿激情，它的力量源自於人內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讓奴隸們互相殘殺，奴隸主坐在一旁觀看的情景已被現代文明驅逐到歷史中去了。可是那種形式總讓我感到是一出現代主義的悲劇。人類文明的遞進，讓我們明白了這種野蠻的行爲是如何威脅着我們的生存。然而拳擊運動取而代之，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文明對野蠻的悄悄讓步。即便是南方的鬥蟋蟀，也可以讓我們意識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在暴力和混亂面前，文明只是一個口號，秩序成爲了裝飾。
我曾和老師李陀討論過敘述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問題。李陀說：“首先出現的是敘述語言，然後引出思維方式。”
我的個人寫作經歷證實了李陀的話。當我寫完《十八歲出門遠行》後，我從敘述語言裏開始感受到自己從未有過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一直往前行走，使我寫出了《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等作品，然而在一九八八年春天寫作《世事如煙》時，我並沒有清晰地意識到新的變化在悄悄進行。直到整個敘述語言方式確立後，纔開始明確自己的思維運動出現了新的前景。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寫完《現實一種》時，我以爲從《十八歲出門遠行》延伸出來的思維方式已經成熟和固定下來。我當時給朱偉寫信說道：“我已經找到了今後的創作的基本方法”。
事實上到《現實一種》爲止，我有關真實的思考只是對常識的懷疑。也就是說，當我不再相信有關現實生活的常識時，這種懷疑便導致我對另一部分現實的重視，從而直接誘發了我有關混亂和暴力的極端化想法。
在我心情開始趨向平靜的時候，我便儘量公正地去審視現實。然而，我開始意識到生活是不真實的，生活事實上是真假雜亂和魚目混珠。這樣的認識是基於生活對於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客觀。生活只有脫離我們的意志獨立存在時，它的真實才切實可信。而人的意志一旦投入生活，誠然生活中某些事實可以讓人明白一些什麼，但上當受騙的可能也同時呈現了。幾乎所有的人都曾發出過這樣的感嘆：生活欺騙了我。因此，對於任何個體來說，真實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當我認爲生活是不真實的，只有人的精神纔是真實時，難免會遇到這樣的理解：我在逃離現實生活。漢語裏的“逃離”暗示了某種驚慌失措。另一種理解是上述理解的深入，即我是屬於強調自我對世界的感知，我承認這個說法的合理之處，但我此刻想強調的是：自我對世界的感知其終極目的便是消失自我。人只有進入廣闊的精神領域才能真正體會世界的無邊無際。我並不否認人可以在日常生活裏消解自我，那時候人的自我將融化在大衆裏，融化在常識裏。這種自我消解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個性的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