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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已從札幌的醫科大學畢業，臨牀實習也已結束，我進外科醫務室第一年，按部隊的級別稱呼，是相當於二等兵的醫生。
我所在的醫務室不知什麼原因與M煤礦簽訂過增援合同，經常派遣醫務室成員去這個離着不遠卻感覺很遠的偏僻的煤礦醫院。
當然，一般不會派醫術高明的醫生去這種不便利的地方，而是安排那種當上了醫生卻還沒能領到正式工資的、所謂的沒有工資的年輕醫生去。
然而，煤礦是個經常發生重大傷亡事故的地方,又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也不能派遣那種動輒自己處理不了傷情、或隨便向大學附屬醫院求助、或將病人轉往附近醫院的那種年輕且無能的醫生。
因此，派出醫師的選拔標準是“年輕並能做普通手術的人”。
我認爲年輕的醫生們不太喜歡被派到那裏去，主要因爲交通非常不便。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煤礦的生活太單調，容易使人厭倦。再加上不能跟人學習，醫術不能長進。只能做自己會做的事，從而感到心有不甘。
至於剛進醫務室不足一年的我，還沒擔任過親自給患者做手術的所謂主刀者，是不會被派到只有外科醫生獨立工作的、那種很複雜的地方去的，不存在我想去不想去的問題。
可是，派出醫師的原則和我對自己的預測一併被推翻了。
當時，外科有個很大的學會，一般在四月初召開年會。那一年，恰巧我們的教授被指定在年會上做主題報告，探討該學會的中心課題。前幾個月，大家都忙着幫教授準備報告，日常業務又忙，從團隊負責人到“二等兵”都在忙，每晚都熬到十點、十一點。
在一些學會上，經常有人大張旗鼓地宣佈某教授發表了某研究成果。然而，那成果雖是某教授發表的，卻並不是他獨立思考完成的，實際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