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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是在二十年前買下邁哈邁特公寓樓裏的那套房子的,買房的目的一是爲了投資,二是爲了有個放鬆腦子的去處,但沒過多久,她就把那套房子變成了一個儲藏室,她把一些認爲過時的舊物件或是買來不久就厭煩的東西放去那裏。兒時,我很喜歡那個後花園,花園裏長着巨大的柏樹和栗子樹,孩子們在裏面踢足球。我覺得樓名很有趣,母親喜歡講樓名的故事,而我也百聽不厭。
阿塔圖爾克在1934年要求所有土耳其人使用姓氏後,許多在伊斯坦布爾新蓋的樓房開始被賦予了家族的名字。這麼做是適宜的,因爲那時伊斯坦布爾街道的名字和號碼是不一致的,同時也因爲,像在奧斯曼帝國時期一樣,那些富裕的大家庭和他們在其中居住的大宅邸和樓房早已融爲了一體。(我的故事裏會提到許多富有的家庭,他們都有一棟用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公寓樓。)在同一個時期還有另外一種傾向,那就是給樓房取一些具有崇高道德價值的名字。然而我母親說,把樓房命名爲“自由”“善良”和“美德”的那些人其實一生都在踐踏這些道德價值。她說,一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倒賣食糖的老頭,因爲良心發現讓人蓋了邁哈邁特<small>2</small>公寓樓。老頭的兩個兒子,(他們其中一個的女兒曾是我的小學同學),明白父親要把樓賣掉並把全部所得分發給窮人後,就用醫生出具的報告證明他們的父親傻了。哥倆把老頭扔進了救濟院,隨後扣押了房子。但他們並沒有更換那個兒時我覺得奇怪的樓名。
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2點到4點之間,我在邁哈邁特公寓樓的那套房子裏等了芙頌,但她沒來。我的心碎了,腦子亂了。回辦公室的路上我感到了一種深切的不安。接下來的那天我又去了那裏,彷彿是爲了平息內心的不安。但是芙頌仍然沒有來。在令人窒息的房間裏,在那些被我母親放下並遺忘的舊花瓶、衣裙、滿是灰塵的舊傢俱中,許多兒時早已被遺忘的記憶在翻看父親拍的那些老照片時被我一一想起,物品的這種力量彷彿在平息我的不安。
第二天,我在貝伊奧魯的哈基·阿里夫飯店,請薩特沙特公司開塞利<small>3</small>銷售商(同時是我服兵役時的朋友)阿卜杜勒凱利姆喫了午飯,喫飯時,我羞愧地想起,爲了等芙頌我已經連着兩天去了那套房子。我決定忘記芙頌、那個假名牌包和所有的一切。然而二十分鐘後我再次看了看手錶,我幻想着,也許芙頌那個時刻爲了退還包錢正在往邁哈邁特公寓樓走去。我對阿卜杜勒凱利姆編了一個謊話,匆忙結束午餐,一路向邁哈邁特公寓樓跑去。
進樓後二十分鐘,芙頌敲響了房門。也就是說敲門的人一定是芙頌。走向房門時,我想起昨夜夢見自己給她開門了。
她拿着一把傘,頭髮是溼的。她穿着一條黃色圓點的裙子。
“啊,我以爲你把我忘了。快進來。”
她說:“我就不打擾您了。我把錢給您就走。”她手上拿着一個寫有“優異成績補習學校”字樣的舊信封,但我沒接。我抓着她的肩膀把她拉進門,然後關上了房門。
“雨下得很大。”我隨口說道,其實我並沒有發現下雨了,“你先坐一會兒,別出去淋雨。我在燒茶,喝了茶你就暖和了。”我走進了廚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