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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和傑伊達見了面。她爲我傳信,而我則讓她的一個親戚進了薩特沙特的財會部門。我以爲在索要芙頌地址的問題上如果我稍微再強硬一點,她就無法抗拒了。傑伊達在我的一再堅持下,露出了一種非常神祕的神情。她暗示,我不會因爲見到芙頌而幸福;生命、愛情、幸福,這些都是來之不易的東西;爲了保全自己,爲了在這短暫的一生獲得幸福,每個人都在竭其所能!說話時她不時幸福地摸一下自己那日益變大的肚子,她有一個對她百依百順的丈夫。
我沒能過多地嚇唬、逼迫傑伊達。因爲伊斯坦布爾還沒有像美國電影裏那樣的私家偵探所(三十年後纔有),因此我也無法派人跟蹤她。此前,爲了找到芙頌、她父親和內希貝姑媽,我編造了一個調查一樁偷竊案子的謊言,偷偷派那個幫父親處理黑暗事務,還爲父親當過一段時間保鏢的拉米茲去找過他們,但他也一無所獲。當薩特沙特在海關、財務上遇到麻煩,幫助我們、一生都在追捕罪犯的退休警官塞拉米先生,在人口管理處、警察分局、街道辦事處作了一些調查後說,我尋找的這個人——芙頌的父親——因爲沒有犯罪記錄,因此想找到他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也曾經裝做一個有良心、去學校感激老師的學生,到芙頌父親退休前做過歷史老師的兩所高中,維法高中和哈伊達爾帕夏高中去過,然而我的拜訪也以失敗告終。找到她母親的一個辦法,就是打聽她到尼相塔什、希什利的哪些女士家做了裁縫活。當然我是不能問母親的。扎伊姆從他母親那裏得知,現在很少有人做那種裁縫活了。爲了找到裁縫內希貝,他找了中間人,但還是沒能找到。這些失望的結果增加了我的痛苦。我整天在辦公室工作,午休時去邁哈邁特公寓樓,躺在和芙頌一起睡過的牀上,摟抱着她的舊物件讓自己得到滿足。離開那裏後,有時我會回辦公室,有時會立刻開上車,帶着也許能碰上芙頌的希望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小巷裏隨意轉悠。
我根本不會想到,在伊斯坦布爾的一個個街區和一條條街道上的那些遊歷,多年後會變成一段非常幸福的時光被我想起。因爲芙頌的幽靈開始在維法、澤伊雷克、法提赫、考賈穆斯塔法帕夏那樣邊遠和貧窮的街區出現,所以我去哈利奇灣的另一邊,去城裏的那些老街區。當我一手拿着煙,一手握着方向盤在坑坑窪窪、鵝卵石路面的窄小街道上慢慢搖晃着前行時,當芙頌的幽靈突然從一個角落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會立刻停好車,我會對她生活的這個美麗而貧窮的街區產生一種深切的愛意。帶着頭巾的疲憊阿姨們、仔細打量那些尾隨着幽靈來到街區的陌生人的魯莽小夥子們、在茶館裏邊看報邊打瞌睡的無業遊民和老人們所呼吸的充滿着煤煙味的這些街區,會因爲我的全部愛戀而變得神聖。當我發現從遠處跟隨的任何一個影子不像芙頌時,我不會立刻離開街區,鑑於她的幽靈出現在了這裏,那麼我堅信芙頌本人也應該在這裏的某個地方,因此我會繼續在這些街道里晃盪。廣場上被貓兒們舔過的廢棄飲水池那有着兩百二十年曆史的大理石上,眼睛所能看見的所有平面和牆壁上,密密麻麻地寫着那時被稱之爲“小集團”的各種右翼和左翼黨派的口號和死亡威脅,但我對此從未感到過不安。我會全心全意地相信,不久前芙頌就在這裏的某個地方,而這會給這些街道賦予一種神話般幸福的光環。我會想到,自己應該更多地走在她的幽靈出沒的這些街道上,應該在街區的茶館裏邊喝茶邊看着窗外,應該等待她從這條街道上經過。我還想到,爲了能夠接近她和她的家庭,我應該過像她的家庭那樣的生活。
在短時間裏,我不再去以前每晚我們都去參加的上流社會的娛樂活動,也不再去開在尼相塔什和貝貝克的那些新飯店。麥赫麥特把每晚和我的見面變成了一種同病相憐的習慣,而我早已厭煩了他不厭其煩說的那些“我們的姑娘們”在巴黎購物的事情。就算我擺脫了他,麥赫麥特也會在我去的俱樂部裏找到我,他會兩眼放光、津津樂道地跟我說他和努爾吉汗通的電話。而我會因爲每次給茜貝爾打電話時無話可說而慌亂。有時我也想擁抱茜貝爾來尋求一些安慰,但我對她的內疚以及虛僞帶來的壞感覺,已經讓我身心疲憊,因此我會因爲她的不在而感到安寧。因爲我從我們的狀況需要的矯揉造作中擺脫了出來,因此我相信,自己已經回到了從前的自然狀態。當我在邊遠的街區尋找芙頌時,這種自然狀態會給予我希望,我會爲以前沒來這些親愛的街道和老街區而對自己生氣。我記得,走在那些街道上時,我時常因爲自己沒在最後一刻放棄訂婚、遲遲沒能作出悔婚的決定、總是在遲到而後悔不已。
在茜貝爾從巴黎回來前兩星期,也就是1月中旬,我收拾行李從別墅搬出來,開始住在法提赫和卡拉居姆呂克之間的一家酒店裏。我在這裏展出酒店的一把帶有徽章的鑰匙、印有抬頭的信箋和多年後我得到的一塊小招牌。我是在住進酒店的前一天,爲了尋找芙頌,在法提赫的下面,哈利奇灣方向的那些街區裏,走遍了所有街道和商店,因爲傍晚突然下起的一陣雨而走進這家酒店的。在那個1月的下午,我透過窗戶挨家挨戶地窺視了生活在希臘人留下的舊石頭房子、像要垮掉的木製宅邸裏的那些人家,因爲他們的貧窮、擁擠、嘈雜、幸福和不幸,我覺得疲憊不堪。天很早就黑了,爲了能夠不過海灣立刻開始喝酒,我走上一個大坡,走進了大街旁邊新開的一家啤酒屋。喝了伏特加和啤酒後,我早早地——不到9點鐘——就在那羣邊喝酒邊看電視的男人中酩酊大醉了。離開啤酒屋時,我忘了停車的地方。我記得,在雨中,除了車,我更多地想到了芙頌和我自己的人生,我在街上走了很久,在這些黑暗、泥濘的街道里,即便是痛苦地幻想她也讓我感到了幸福。快到半夜時,我走進了出現在我面前的法提赫酒店,我一進房間就立刻睡着了。
幾個月來,我第一次睡了一個囫圇覺。隨後的幾天夜裏我也在同一家酒店裏安寧地睡着了。對此我很驚訝。有時,天快亮時,我會夢見兒時和青少年時留下的一個幸福回憶,就像我聽到漁夫和他兒子對話時那樣,我會因爲一個驚嚇醒來,爲了重新回到同一個幸福的夢境,我在酒店的牀上會想立刻重新入睡。
我回別墅拿了我的用具、我的毛襪子和衣服。爲了遠離父母那擔心的眼神和提問,我沒把箱子拿回家,而是拿去了酒店。像往常那樣,每天早上我會很早就去薩特沙特,然後早早離開辦公室跑向伊斯坦布爾的大街小巷。我帶着一種無窮無盡的激情尋找我的情人。晚上在啤酒屋喝酒時,我會努力去忘記雙腿的疲勞。就像我一生中的許多階段那樣,當時讓我感覺痛苦的法提赫酒店生活,多年後才發現其實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時光。每天午休時,我會離開辦公室去邁哈邁特公寓樓。因爲有不斷找到和想起的新物件,所以我的收藏在日益增加,我會把玩那些被我更加精心保存的物件,以此來平息內心的愛情之痛。晚上喝完酒,我會帶着昏昏沉沉的腦子,在法提赫、卡拉居姆呂克、巴拉特的后街上走上好幾個小時,我會透過窗簾的縫隙,欣賞那些正在喫晚飯的幸福人家,我會時常覺得,“芙頌就在這裏的某個地方”,我會因此感覺自己很好。
有時我會感到,在這些街道里自己感覺那麼好並不是因爲靠近了芙頌,而是另有原因。我會覺得,在這些邊緣的街區、鋪着鵝卵石坑坑窪窪的街道上,在汽車、垃圾桶和人行道之間,在灰暗的街燈下,在那些用一隻半癟的球踢足球的孩子們身上,我能夠看見生活的本質。父親越做越大的生意,工廠,致富以及爲了適應這種富裕必須過的一種“歐化”生活,彷彿讓我遠離了生活裏那些簡單而根本的東西,而現在,在這些后街上,我在尋找自己人生中那消失的中心。當我帶着被酒精弄得異常昏沉的大腦,在窄小的街道、泥濘的大坡、被樓梯切斷的蜿蜒小路上隨意行走時,我會突然驚恐地發現,街上除了幾隻狗不再有別人,我會驚奇地看着窗簾縫隙間的黃色燈光,煙囪裏飄出的藍色、輕薄的煙霧,電視反射在櫥窗和窗戶上的亮光。第二天晚上,當我和扎伊姆在貝西克塔什的一家啤酒屋裏一邊喫魚一邊喝拉克酒時,我的眼前會閃現出那些黑暗后街上的一個景象,它彷彿會保護我不受扎伊姆講述的那個世界的打擾。
因我的詢問,扎伊姆會談起最近在一些宴請、舞會、俱樂部裏流傳的閒話和梅爾泰姆汽水的成功,他還會簡要地提到發生在上流社會的所有重要事件。儘管他知道我離開了別墅,晚上也不住在尼相塔什的父母家,但也許是因爲不想讓我傷心,他既沒有問起芙頌,也沒有問到我的愛情之痛。有時我會試探他,試圖明白他是否知道一些關於芙頌過去的事情。有時我會擺出一副自信、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的人的樣子,讓他覺得每天我都去辦公室努力工作了。
1月底下雪的一天,茜貝爾在巴黎往辦公室打了電話,她慌亂地說,從鄰居和花工那裏得知我已經搬出了別墅。我們已經很久沒通電話了,這當然是我們之間的冷淡和疏遠的一個表現,但那時打國際長途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打電話的人拿起電話在奇怪的嗡嗡聲中,必須竭盡全力地喊叫。越是想到需要我叫喊着說出的愛情話語會被薩特沙特員工們聽見,我就會越是拖延着不打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