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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些去過歐洲的有錢人，是爲了嘲弄纔去看土耳其電影的。我在二十歲時也那麼想。但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樣鄙視土耳其電影了。芙頌現在也很喜歡土耳其電影。”
我說：“看在真主的分上您也教教我，讓我也來喜歡吧。”
女婿先生真誠地笑着說：“我會教您的。但您別擔心，我們拍出來的電影是不會像那樣的。比如說，我們不會去拍一部農村姑娘芙頌進城後，在法國保姆的培養下三天變成淑女的電影。”
芙頌說：“我也會馬上和保姆吵架的。”
費利敦接着說：“我們的電影裏也不會有因爲貧窮而被有錢親戚鄙視的灰姑娘。”
芙頌說：“其實我願意演被鄙視的窮親戚。”
從她的話裏我感到的不是一種針對我的調侃，而是一種讓我痛苦的輕鬆和幸福。在這種輕鬆的氣氛裏，我們談起了共同的家庭回憶；多年前我和芙頌坐着切廷開的雪佛蘭出去的那次遊玩；那些住在邊遠街區、窄小街道上，有的死了、有的快要死了的遠房親戚和許多其他事情。關於貽貝鑲飯怎麼做的爭論，直到一個膚色雪白的希臘廚師從廚房裏笑着出來說還要放肉桂才終於結束。我開始喜歡他的淳樸和樂觀的女婿先生也沒試圖堅持講他的劇本和電影幻想。把他們送到家時，我們說好四天後再見面。
1976年的整個夏天，爲了談論電影我們一起去了很多海峽飯店喫晚飯。甚至在多年後，每當我坐在這些飯店靠海的窗前遙望海峽時，我依然會沉浸於坐在芙頌對面時感到的極端幸福和爲了重新得到她而必須保持的冷靜裏，我的腦子依然會混亂。在那些晚飯上，一段時間裏我會帶着敬意和對自己隱藏的懷疑，聽她丈夫說那些電影的主題和幻想以及對於耶希爾恰姆和土耳其觀衆的結構分析。因爲我的煩惱其實不是向土耳其觀衆“奉獻一部西方意義上的藝術電影”，因此我會謹慎地讓事情變得困難起來，比如說我要求看劇本，但沒等劇本放到我面前，我又會對一個別的問題表現出興趣來。
我發現費利敦比許多薩特沙特員工更聰明也更能幹，有一次和他“認真”地談了一部土耳其電影的成本後，我得知，要讓芙頌成爲明星，需要相當於買下尼相塔什后街上一套小單元房一半的錢，然而之所以我們始終未能開始行動，並不是因爲這筆錢的多或是少，而是因爲我明白，一星期兩次用拍電影的藉口見到芙頌暫時緩解了我的痛苦。經歷了那麼多痛苦之後，我認爲在那些日子裏這對我來說應該是夠了。我不敢再要更多的東西。在所有這些愛情的折磨後，彷彿現在我該稍微休息一下了。
晚飯後，坐着切廷開的車到伊斯廷耶去喫帶肉桂粉的雞胸脯布丁，或者在埃米爾崗一邊說笑着喫蛋筒冰激凌，一邊看着海峽漆黑的海水散步，對我來說彷彿就是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能夠找到的最大的幸福。我還記得，有天晚上，當我在一個名叫雅尼的飯店裏覺得，坐在芙頌對面所感到的安寧擺平了心裏的那些愛情魔鬼時，我發現了幸福那簡單、人人都應該知道的藥方，我對自己嘟囔道：幸福，僅僅就是靠近所愛的人。（我們不需要立刻就擁有她。）在想到這個神奇的藥方之前，我朝海峽的對岸看了一眼，當看見去年我和茜貝爾度過整個秋天的別墅的顫抖燈光時，我發現腹部那可怕的愛情之痛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