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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他們家四年後，也就是1980年9月，又發生了一次新的軍事政變，頒佈了戒嚴令，實施了宵禁。因爲晚上10點開始戒嚴，很長一段時間我不得不在9點45分，在還沒看夠芙頌時就離開他們家。那些夜晚在回家的路上，在宵禁開始前十幾分鍾迅速變空的黑暗街道上，我坐在疾駛的車裏，會感到晚上沒能看夠芙頌的痛苦。現在，多年以後，每當我在報紙上看見軍人們不滿國家的現狀，一場新的軍事政變又會可能發生時，作爲軍事政變的壞處，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沒看夠芙頌就要急急忙忙往家趕。
我和凱斯金一家人的關係，多年裏當然經過了各種階段。我們的交談、期盼和沉默的含義，我們在那裏所做的事情，在我們的腦海裏彷彿一直在變。對我而言惟一始終不變的是我去那裏的原因：我去那裏當然是爲了見芙頌。我假定芙頌和她的家人對此也是滿意的。因爲芙頌和她的家人無法公開接受我去那裏看芙頌的事實，因此我們有了一個被我們大家都接受的原因：我是去那裏，去芙頌他們家“做客”的。但因爲即便是這個含糊的詞都不太可信，那麼我們會帶着一種本能選擇另外一個將給我們更少不安的詞：我每星期四個晚上是去凱斯金他們家“坐坐”的。
“坐坐”這個詞，就像土耳其讀者很清楚，但外國參觀者無法立刻明白的那樣，儘管字典上未被強調，卻具有廣泛的含義，比如“來做客”，“順路過來看看”，“一起打發時間”，這個詞特別是內希貝姑媽會經常用。晚上離開時，內希貝姑媽總會客氣地對我說：“凱末爾先生，明天您還過來，我們還一起坐坐。”
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晚上除了坐在餐桌上，別的我們什麼也不做。我們看電視，有時長時間沉默，有時我們談得很投機，當然我們還喫飯，喝拉克酒。內希貝姑媽爲了告訴我晚上他們在等我，頭幾年裏，即使很少她還會提到這樣的一些活動。“凱末爾先生，明天我們還等您過來，我們喫您喜歡的西葫蘆塞肉”，或是“明天我們看實況轉播的花樣滑冰比賽”。她說這些話時，我會朝芙頌看一眼，我會希望在她的臉上看到一種認可的表情，一個微笑。如果內希貝姑媽說“您來，我們一起坐坐”，芙頌也認可的話，那麼我會想這些單詞沒有欺騙我們，我們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待在同一個地方，是的，也就是一起坐坐。因爲它以最淳樸的形式觸碰到了我去那裏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和芙頌待在同一個地方，因此“坐坐”這個詞是非常恰當的。我絕不會像一些把鄙視人民作爲己任的知識分子那樣，得出在土耳其每晚“坐在一起”的幾百萬人其實什麼也沒做的結論，恰恰相反，我會想到，在因爲愛、友情，甚至到底是什麼他們也不知道的一些更加深切的本能而彼此依賴的人們之間，“一起坐坐”是一種需求。
爲了對一些事件，那八年作個介紹和表示尊重，我在博物館的這個位置上，展出芙頌他們家在楚庫爾主麻居住的那棟樓的二層，也就是他們家一樓的模型。樓上還有內希貝姑媽和塔勒克先生以及芙頌和她丈夫的兩個臥室，一個浴室。
博物館參觀者仔細看模型時，立刻就會發現我在餐桌右角上的位置。讓我來爲那些沒能參觀博物館的好奇讀者描述一下：電視在我的左前方，廚房則在我的右前方。我的身後是一個擺滿了物件的展示櫃，裏面有水晶杯、純銀和陶瓷的糖罐、利口酒酒具、從來沒用過的咖啡杯、會在伊斯坦布爾每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展示櫃裏展出的鸚鵡眼睛
<small>31</small>小花瓶、舊錶、一個純銀打不着火的打火機和一些其他小玩意兒。有時我椅子的後腿會撞到櫃子上，那時裏面的所有東西就會隨着櫃門上的玻璃一起顫動。
就像餐桌上的所有人一樣，那麼多年的晚上我都坐在那裏看了電視，但只要我把目光稍微往左斜一點，我就能輕鬆地看到芙頌。爲此我根本不需要動一下頭或者把頭轉向她。這就給了我看電視時只要轉一下眼睛，在不被任何人察覺的情況下，長時間欣賞芙頌的機會。我總那麼做，我已精通此道。
在我們看的那些電影最煽情、最激烈的時刻，或者是屏幕上開始放一條讓我們所有人都興奮的新聞時，欣賞芙頌臉上的表情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樂趣。在以後的幾天，幾個月裏，那部電影裏最感人的畫面會伴隨着芙頌臉上的表情一起出現在我的腦海裏。有時我的眼前會首先浮現出芙頌臉上的表情（這表示我想芙頌，我該去他們家喫晚飯了），隨後纔是電影裏的那個畫面。八年裏，我們在凱斯金他們家餐桌上看到的電影裏出現的那些最激烈、最感人和最奇怪的畫面，以及伴隨那些畫面出現在芙頌臉上的各種表情，被一起鐫刻在了我的腦子裏。八年時間裏，我對芙頌的眼神，她臉上那與電影裏的不同情感相對應的各種表情是那麼得了如指掌，以至於即使我不認真看電影，我也可以從芙頌的表情上明白，我們正在看的那一幕發生了什麼。有時因爲過度飲酒，勞累，或因爲我和芙頌又在互相鬥氣，我會無法專心看電視，但我僅僅從芙頌的眼神裏就能明白電視裏放的一些重要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