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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日益相信根本不用着急拍電影,但是在開機拍攝前,就通過檸檬電影公司給費利敦錢,我的內心舒坦了很多。去芙頌家時我也更少感到羞慚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有些晚上,當我感到想見芙頌的那種無法抵抗的強烈慾望時,同時一種同樣強烈的羞慚在我靈魂深處被喚醒時,我會對自己說,我已經給他們錢了,因此我不必再感到羞慚了。想見芙頌的慾望讓我的腦子變得如此愚鈍,以至於我甚至不去問自己,我給的錢是用哪種邏輯來減輕我的羞慚的。我記得1977年春天裏的一天,快到喫晚飯的鐘點,我和母親在尼相塔什的家裏一起看電視,我的內心被同樣的慾望和同樣的羞慚撕裂,我在沙發上(父親坐的地方)像塊石頭那樣,紋絲不動地坐了半個小時。
母親說了晚上看見我在家時總要說的那句話:
“你在家待一個晚上,讓我們好好喫一頓飯。”
“不行,親愛的媽媽,我要出去……”
“這個城市裏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娛樂,每天晚上你都要去趕場?”
“朋友們非要我去,親愛的媽媽。”
“我不該是你的媽媽,而該是你的朋友。就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個人了……你看我要說什麼來着……馬上讓貝科裏去樓下的卡澤姆那裏買點羊排,讓他給你做煎羊排。你和我一起喫飯。喫了羊排,你再去見你的那些朋友……”
在廚房裏聽到母親說話的貝科裏說:“我現在就去肉鋪。”
我編造道:“不,媽媽,這是卡拉罕他們家兒子的一個重要宴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