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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帶着一種合乎情理的狐疑說：“我怎麼一點也沒聽說？”我經常去芙頌家的事情不知道母親和奧斯曼瞭解多少？我壓根不願意去想這些事情。去芙頌家的一些晚上，完全因爲不想讓母親產生懷疑，我會先在家裏和母親喫一頓晚飯，然後去芙頌家再喫一次。這樣的晚上，內希貝姑媽會立刻明白我的肚子是飽的，她會說“凱末爾，今晚你一點沒胃口，你不喜歡什錦菜嗎？”
有時我也會在家裏和母親一起喫晚飯，如果我能熬過最想芙頌的那幾個小時，我會以爲那晚我可以剋制自己留在家裏，但晚飯後一小時，喝下兩杯拉克酒後，我的思念會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於母親也會覺察到。
“你又開始抖腿了，要不就出去走走吧。但別走得太遠，現在街上也變得危險了。”
作爲“冷戰”的一個延續，虔誠的民主主義者和虔誠的左派分子之間不斷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小巷裏發生衝突。那些年裏，街上不斷有人被殺害，半夜裏茶館會遭掃射，大學裏每隔一天會發生一次類似佔領——抵制的事件，炸彈爆炸，銀行被武裝分子搶劫。城裏的所有牆壁因爲被刷上了一層又一層的口號而變得五顏六色。就像絕大多數的伊斯坦布爾人那樣，我對政治也一點不感興趣，我會認爲街上彼此殺戮的戰事對誰也沒好處，我會覺得政治是一些拉幫結派，和我們完全不同、無情、特殊的人們的消遣。當我讓等候在外面的切廷小心開車時，我會談起政治，彷彿談論像地震或是水災那樣的一次自然災害，彷彿我們這些普通的公民除了讓自己遠離它別無選擇。
無法待在家裏的每個晚上——多數晚上都是這樣的——我不是非去凱斯金家不可的。有時我會真的去參加宴請，有時我會希望結識一個可以讓我忘記芙頌的可愛女孩，有時我也會開心地和朋友們喝酒、聊天。在扎伊姆帶我去的一個聚會上，或是在新近踏入上流社會的一個遠房親戚家裏遇到麥赫麥特和努爾吉汗時，或是在塔伊豐拽我去的一個夜總會里半夜遇到老朋友，一邊聽着多數從意大利和法國歌曲翻唱來的土耳其流行歌曲，一邊又打開一瓶威士忌時，我會錯誤地以爲，自己正在慢慢地回到以前那種正常的生活裏去。
我最容易從夜晚和他們一起喫完飯，看完電視，回家的鐘點到來時陷入的呆鈍和猶豫裏明白自己的煩惱有多深，多嚴重，而不是從去他們家之前感到的猶豫和羞慚裏。在這八年時間裏，除了因爲對自己的境遇應該感到並充分感到的羞慚之外，我還和另外一種特殊的羞慚較上了勁，這就是有些晚上我無論如何就是無法起身離開她家的羞慚。
電視節目，每晚會在11點半到12點左右，伴隨着國旗、阿塔圖爾克陵墓和土耳其士兵們的圖像結束，隨後再盯着屏幕上出現的模糊圖像——就像一個新節目可能會因錯出現一樣——再看上一陣後，塔勒克先生會說“芙頌，我的女兒，可以去把它關掉了”，或者芙頌會主動去關掉電視。現在我要解析的特殊痛苦就會在那一刻開始，這是一種如果不立刻起身離開我將會過多打擾他們的感覺。我無法去思考這是一種多麼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感覺，我會立刻對自己說：“再過一會兒我就走”，因爲我經常聽見他們用帶刺的語言在背後說那些電視節目一結束，連“晚安”也不說就走掉的客人，和因爲家裏沒電視、跑來看電視、看完電視就立刻離開的鄰居。我不想成爲像他們那樣的人。
當然他們知道，晚上我來不是爲了看電視，而是爲了接近芙頌，但是爲了賦予我的造訪一種正式的氛圍，有時我會打電話給內希貝姑媽說“今晚我去和你們一起看電視，有《歷史的篇章》！”既然我那麼說了，那麼電視節目一結束我就應該起身離開了。因此電視關掉後，我會再坐一會兒，隨後我會開始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自己該走了，但我無論如何就是沒走，就像被粘在椅子或是L形長沙發上一樣，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當我因爲羞慚微微出汗時，那些時刻會一個接着一個地過去，掛鐘的嘀嗒聲也會變成一種讓人不安的噪音，我會對自己重複四十遍地說道“現在我就走！”，但我依然不能付諸行動，還是呆坐在那裏。
甚至在多年以後，我還是無法滿意地解釋這種呆鈍的真正原因——就像我經歷的愛情一樣——那個時候我會想到以下一些擊垮我的意志的其他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