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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問到還能在其他什麼人那裏找到我要的劇照時，赫夫澤先生告訴我說，很多收藏家的家裏堆滿了劇照、膠片和海報。當電影膠片、劇照、紙堆、報紙、雜誌堆滿所有房間時，這些收集者的家人（據說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會結婚）就會棄家離去，那時，他們就會開始收集所有東西，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把家變成一個令人無法進入的垃圾屋。他說，在一些著名的收藏家那裏肯定有我尋找的東西，只是人根本無法在這種垃圾屋裏找到他想要的東西，因爲連走進去都很難。
但赫夫澤先生還是沒能經得住我一再堅持，他成功地讓我走進了20世紀90年代伊斯坦布爾的一些垃圾屋，那些好奇的人們會像傳說那樣說起的垃圾屋。
我在博物館裏展出的很多電影劇照、伊斯坦布爾的畫片、明信片、電影票，以及當時我沒想到要收藏的飯店菜單、生鏽的舊罐頭盒、老報紙、印有公司標誌的紙袋、藥盒、瓶子、演員和名人的照片、還有比任何東西都能更多反映伊斯坦布爾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我自己從那些垃圾屋裏淘出來的。在塔爾拉巴什的一棟兩層樓的舊房子裏，看上去挺正常的房主人，坐在一把放在雜物和紙堆裏的塑料椅子上，驕傲地告訴我說，他擁有42742件藏品。
我在那裏感到的羞愧，在後來造訪的一個退休煤氣收費員家裏也感到了。這個收藏家和臥牀不起的母親生活在一個用煤氣取暖的房間裏。（家裏其他幾間冰冷的房間，因爲堆滿了雜物根本無法走進去，我遠遠地看見了一些舊燈、維姆去污劑的盒子和我兒時的一些玩具。）讓我感到羞愧的不是那位躺在牀上的母親對兒子的不停責罵，而是我知道，所有這些承載着人們回憶的東西，他們的主人都曾經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道上走過、生活過、多數現在已經辭世了，這些東西將在沒到達任何博物館、沒做任何分類、沒放進過任何展櫃和鏡框之前消失。在那些日子裏，我還聽說了一個希臘族攝影師的十年悲劇故事。這個攝影師在貝伊奧魯爲婚禮、訂婚儀式、生日聚會和各種會議拍了四十年照片，因爲無處放置，也因爲沒人要，他在一棟公寓樓的暖氣鍋爐裏燒燬了他所有的底片收藏。即便不要錢也無人問津的這些見證了整座城市的婚禮、娛樂和會議的底片和照片。垃圾屋的主人在公寓樓、街區裏會成爲譏諷的對象，因爲他們的變態和孤獨，也因爲他們去翻垃圾桶、收廢品人的車子，因此他們令人望而生畏。赫夫澤先生沒過多憂傷，用一種說出人生真諦的神情告訴我說，這些孤獨的人死後，家裏的那些東西會被人們帶着一種也是宗教氣氛的憤怒在街區的一塊空地上（過節宰牲的地方）燒燬、或是送給撿垃圾、收破爛的人。
1996年12月，一個名叫內吉代特·無名的孤苦伶仃的收集家（收藏家是一個錯誤的用詞），在託普哈內，離凱斯金家步行七分鐘的家裏，被倒塌的紙堆和舊物壓死了，而他的屍體在四個月後才被發現，因爲家裏散發出來的惡臭。由於大門也被雜物堵上了，消防員只能從窗戶爬進去。當報紙用一種半調侃、半恐嚇的語言報道了這個消息後，伊斯坦布爾人就更懼怕這些收集任何東西的收集家了。因爲那些日子裏，我能夠在同一時間想起和芙頌有關的一切，因此我還要告訴讀者一個我希望不被認爲繁冗的奇怪細節。那個被雜物和紙堆砸死、屍體在家裏腐爛的內吉代特·無名，就是我訂婚那天晚上說起招魂時，芙頌提到的、還在那時就以爲死了的內吉代特。
在這裏我要向那些爲我的博物館作出貢獻的其他收藏家們表示感謝，我也從他們的眼睛裏，看到了那種因爲做了一件需要隱藏、令人臉紅的事情而感到的羞慚。1995—1999年間，我萌生了一個念頭，就是收集我和芙頌去過的每個街區、每個街道的明信片，那時我結識了伊斯坦布爾最有名的明信片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在前面的章節裏我已經提到過他。一個不想在我的書裏被提及姓名的收藏家，給我的博物館提供了他的門把手和鑰匙收藏。他說，每個伊斯坦布爾人（他說的是男人），一生會碰過將近兩萬個不同的門把手，他讓我相信，這些門把手中的大多數，“我愛的人的手”也一定碰過。我在這裏還要感謝收集家希亞米先生，自從發明了照片，爲了得到每艘經過伊斯坦布爾海峽輪船的照片，他耗盡了生命的最後三十年。我之所以感謝他，是因爲他和我分享了有雙份的照片，他給了我一個展示我想芙頌時、和她一起走路時聽到響着汽笛聲的輪船照片的機會，他像一個西方人那樣，一點也不爲向公衆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害羞。
我還要感謝另外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收藏家，他向我提供了1975—1980年間那些在葬禮上被別在胸口、印在紙上的死者照片。他吝嗇地爲每張照片討價還價後，帶着一種鄙視的神情，問了那個我從這些人嘴裏聽到過很多次的問題，而我也倒背如流地說出了那個我給所有人的回答：
“因爲我要建一座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