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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註解上，並沒有怎樣嚴格的體例，但也有幾點想說明一下：
第一，一部杜詩，不只是他那個時代的“詩史”，同時也是詩人自己的年譜、浦起龍說：“古人遺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無變故可稽，一也；居有定處，無征途顯跡，二也；語在當身，與庶務罕涉，三也。杜皆反是，變故、征途、庶務，交關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又說：
“少陵爲詩，不啻少陵自爲年譜。”所謂“語在當身，與庶務罕涉”，也就是說作品不出個人生活的狹小圈子，很少接觸國家大事，這確是過去一般詩人的通病。可見關於杜詩，依年編次，最爲妥善。因此，我這裏也採用了編年體，在編年方面，我利用了前人的成果，這主要是參酌仇兆鰲、浦起龍和楊倫三家的書。
第二，爲了顯示創作與生活的關係，我把他的詩分成了四個時期，第一期（讀書遊歷時期）的詩現存統共不到三十首，選出的則只九首，和其他三期並列，在比重上原極不相稱，但一則因爲杜甫在此一時期曾寫過好幾百首詩，這是事實；再則，這樣標出，也許更有助於我們理解杜甫的成長過程，所以我沒有把這一期從他的創作史上取消。按杜甫在《同元使君春陵行》的詩序中曾說：“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可見他並不是毫無抉擇的把所有的詩都寫進他的詩卷，第一期作品之所以亡俠特多，可能也由於他自己晚年的刪汰或不甚重視。盧世《杜詩胥鈔》疑心是“或者子美自選定本”，不是沒有道理的。爲了使讀者對每一時期的寫作情況和作品特點先有個概括的認識，我在每期之前都作了一個簡單“說明”。
第三，杜甫的“集大成”，也表現在對各種詩體的擅長方面，這也是爲什麼在杜詩的編輯上向來就有不少按體分編的緣故。如郭知達的《九家集註》、錢謙益的《杜詩箋註》便分“古詩”和“近體詩”兩大類。至如金蠻刻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胡震亨的《杜詩通》、黃生的《杜詩說》、浦起龍的《讀杜心解》，則分體尤細。爲了使一般讀者易於辨別各種不同詩體，並從而窺見杜甫對各種不同詩體的運用情況，我特在目錄上標明每首詩所屬的詩體。下面便是在這個選本中各種詩體所佔的數字，計：五古七十首，七古五十三首，五律四十八首，七律五十四首（內拗格七首），五絕十二首，七絕三十八首，五言排律四首，七言排律二首。
第四，在註解上，我沒有什麼一定的章法，大概在題解中，包括詩的寫作地點、年代、背景、中心思想和表現手法等，都有簡略說明，但也不是每首詩都如此，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也有根本從略的。爲了使讀者在閱覽註解時不太感到枯燥，除一般必要的字注句解之外，個人也往往發揮些議論，作些考證，使註文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些議論不一定對，但爲了好讓讀者開動腦筋，我願意把自己開動過的腦筋先攤出來。所以偏是碰到比較難解或說法不一致的地方，我偏不肯放過，儘可能提出個人的看法。有些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的問題，則一般放在註解的後面去說。
第五，杜詩和當時史實是密切聯繫着的，同時爲了表達的需要，他又往往使用典故。我們只有首先很好的瞭解了這些史實和典敵，才能透徹的理解原詩！而且有些典故本身就非常生動，也值得作較完整的介紹。但前人因一味求簡，往往截頭去尾，把一個生動的故事弄得一鱗半爪。比如杜甫因諫房琯罷相，觸怒肅宗，幾至殺頭，故詩中曾先後兩次以辛毗牽裾諫魏文帝的故事自比，一見於《建都十二韻》（未選），一見於《風疾舟中伏枕書懷》。
我們只有較全面的清楚卒毗牽裾的故事，才能藉以透視出杜甫當時諫諍的真象。但歷來注家都摘錄過簡，有骨無肉，這在一定程度上就妨礙了對原詩乃至杜甫本人的理解。類似這樣的地方，這裏都根據原書，作了一定的必要的補充。這些補充，我大部分引用了原文，未加翻譯，引用原文時，也往往有刪節，爲瀏覽順利，一般不用刪節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