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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本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將律法鏤刻其上，就是爲了強調它的權威，威懾民衆。與此同時，刑法的神祕性消失，維護舊貴族的尊嚴和權勢的禮被打破。百姓知道“有所爲有所不爲”，不再擔驚受怕，社會矛盾得以緩解，勞動者的積極性大大提高。
無論如何，成文法誕生公佈，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在法制史上有重要意義。它是社會變革的先兆，同時代表時代進步的方向。
可是，身處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智者聖人卻不這麼想。
古老的華夏文明脫胎於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變化非常緩慢，春播、夏種、秋收、冬藏，只要遵從時序，再加祖先口口相傳的經驗就能存活。與之相應，文化思想中普遍是靜態思維——把階層固化，等級分明，各安其命，國家便可長治久安。
儒家爲時代開出的藥方是——克己復禮，其思想內核集中於一個字——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爲仁全在於己，若能剋制自己內心的慾望，人人皆能成堯舜。
以“仁”爲鐵律，將其精神形於文。從生到死，事無鉅細的規劃好每一步應當遵循的“禮”，要求所有人嚴格恪守。從上到下，無論天子還是庶民。
“禮治”成爲維繫社會運轉的準繩，天子、貴族、士大夫階層的無上權威必須堅守，不允許庶人越雷池一步。所以，律法條文絕不能公開，否則就失去騰挪變化的空間，有損統治者的威嚴。
“鑄刑于鼎”實則是法家思想的先驅萌芽，它之所以誕生，代表地主階級的政治訴求，是時代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進步的。孔夫子也好，蔡墨也罷，他們之所見是逆歷史潮流而動。
但是，不能因爲他們反對便將之斥責爲無稽之談，反對同樣意義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