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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真他亮的好，沒刁毛槍聲炮聲，沒結巴流血死亡，只有他亮結巴的花香鳥語。他亮的，真好，是不是？我們他亮的這所學校，刁毛他亮的環境真絕了。”胡之彥非常興奮，一路上滔滔不絕。
方子衿在恆興那樣的碼頭，也曾接觸過南來北往的人，對於各地方言的不同，多少有些瞭解。可對於胡之彥操的到底是哪裏的方言，卻連一點認識都沒有。她甚至不能完全聽懂他所說的話，只是半聽半猜。她想，刁毛可能是某種粗話，因此覺得此人粗俗不堪，剛剛對他產生的一點好感，也就蕩然無存。
胡之彥帶着她去醫療系報到。她知道餘老師在這個系當主任，很想見一見她。可是不巧，餘老師去院裏開會了。離開系辦公室，他帶着她去女生宿舍。胡之彥敲門，一個個子高高，膚色黝黑，臉上很乾瘦的女生打開門，見到他，眼中頓時射出兩束晶亮的光。這個女生的一雙眼睛又圓又大，非常有神，是她臉上最生動最迷人之處。方子衿覺得，她的眼睛就像是兩支蠟燭，而胡之彥便是一團火，這團火往蠟燭上一碰，蠟燭便奪目地燃燒起來。接着，她看到了他身後的方子衿，一瞬間，那兩支蠟燭的火光變了，激情之光變成了嫉妒之光、憤怒之光。方子衿異常敏感，僅僅看了一眼，就知道她正愛着他。方子衿還真怕一個陸秋生沒有解決，又冒出一個胡之彥來。看到她的表情之後，她頓時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
那個女生名叫李淑芬，一個註定要在方子衿的人生歷程中充任角色的人。
胡之彥的老家在膠東半島，抗日戰爭結束前夕，他參加了新四軍，後來隨部隊挺進東北。攻打錦州的時候，胡之彥受了傷，作爲戰鬥英雄住進了李淑芬所在的野戰醫院。作爲護士長，李淑芬對胡之彥非常照顧，並且產生了情感。時隔不久，野戰醫院接到命令，隨作戰部隊入關，醫院裏的重傷員交給地方，輕傷員歸隊。胡之彥的傷勢未愈，留了下來，兩人就此分開。李淑芬跟着四野參加了平津戰役，胡之彥傷愈歸隊時，四野部隊正在快速南下，直奔寧昌。或許是命運的安排，四野大軍繼續向南追殲白崇禧主力時，也留下一批力量拱衛寧昌，胡之彥就此留了下來。李淑芬所在的野戰醫院，隨後不久也搬到了寧昌。某次，兩人在寧昌的大街上邂逅，從此開始頻繁來往。後來成立華中醫學院籌建小組，胡之彥作爲保衛人員，參與了工作。籌建完成，胡之彥留下來擔任醫學院人保科保衛股長。爲了解決幹部以及師資緊缺問題，學院向中南軍政委員會衛生部打報告，申請辦一個師資班，學制兩年。胡之彥近水樓臺，不僅成了這個班的學員，而且是班長、黨小組長、團支部書記。李淑芬從胡之彥那裏得知華中醫學院招師資班的消息，主動向醫院領導提出申請。醫院恰好分到幾個名額，就給了她一個。據說，胡之彥已經向校方口頭提出了結婚申請，學院初建，工作千頭萬緒，似乎還沒有將他們的婚事提上議事日程，拖了下來。方子衿入校後，胡之彥心中似乎有了些別的想法，不再向校方催這件事了。
下午最後一堂課後，學生們像鴨子一樣從各個教室裏出來，一羣一羣地，向各自的宿舍走去，再從宿舍出來時，每個人的手中端着碗提着暖瓶。一些男生敲響着碗，哐啷哐啷形成一種學生生活特有的碗筷音樂。從各個宿舍出來的學生慢慢聚攏，就像是一些零散的雲聚到了一起，形成一團濃黑的雨雲。雨雲鑽進食堂，又從食堂裏流出。有聚就有散，散開後流向各個不同的宿舍。胡之彥對這種散兵遊勇式的散漫方式極爲不滿，他幾次向校方建議，應該實行軍事化管理，喫飯的時候，將所有學生集中起來，以小組爲單位，大家高聲唱着革命歌曲。學校沒有理會他的建議，他就將自己班上的同學集中起來，可是學校食堂不和他配合，不允許他集體打飯打菜。他的改革沒有成功，學生們仍然像雲一樣散散聚聚。
喫過晚飯，洗了碗，碗筷的聲音沒了，接連傳來的是重重的關門聲，咣咣咣，高的低的聲音交雜在一起。每一個學生出門，便會發出一個與衆不同的關門聲訊號。方子衿是和李淑芬一起出門的，門也是由李淑芬關上的，於是，關門聲就帶着李淑芬的特點，不高不低，短促有力，門關上之後，門框還顫顫地抖上好一段時間。這和方子衿的關門聲是完全不同的，方子衿關門時很輕，幾乎聽不到聲音。
初冬的夜晚，蟄伏着深重的寒氣，晚風像無數冰涼的刀子，劃過皮膚，一絲絲的刺痛。空氣中瀰漫着一種焦枯的氣味，那是一種死亡的氣味。在這樣的日子裏，最令人嚮往的是春天，春天的空氣是甜甜的，那是綠色植物中散發出來的馨香。月光異常安靜，就像是一個吸着母親的奶頭睡着的孩子，在睡夢中品味着母親乳汁的芬芳。可這個季節，女孩子們爲了顯示身材，固執地不肯穿上棉衣棉褲，不得不縮着身子抗寒，便沒有了慣有的挺拔之態。
方子衿好奇地問李淑芬，給志願軍寫信這件事，既然是所有女生都必須參與的政治任務，就應該由她這個團支部副書記和女生委員來負責，怎麼由胡之彥來管？聽了這話，李淑芬似乎冷冷地笑了一聲，沒有答話。方子衿覺得她心裏其實是很惱火的，卻又因爲對方是自己未來的丈夫，她不好和他爭。如果換個別的人，結果肯定就是兩樣。胡之彥很有權力慾，這一點她早已經看出來了。
政治學習是每天晚上的例行功課，也是胡之彥表現他的權力的地方。他的話南腔北調，如果是一個方言研究家，一定可以聽出他的話音中，帶着山東泰山腳下的大蒜味兒，夾雜着中衢漢子的紅薯屁味以及東北黑土地上大豆味兒。他的開頭語總是三個字：他孃的。初次聽的人一定無法分辨，以爲說的是他亮的，往往好半天明白不過來。方子衿就曾鬧出過笑話，她有一次問李淑芬，胡之彥常說他亮的是麼意思。李淑芬一聽就笑了起來，說那是口頭禪，語氣詞，啥意思都沒有。方子衿和李淑芬爭執，說新社會是一個文明社會，怎麼能用這種不文明的詞？李淑芬說，這是一種軍人作風，軍官發佈命令，就要粗俗短促，那樣纔有威嚴纔有力量。方子衿說那不是什麼軍人作風，而是軍閥作風。李淑芬說她這是學生調。她說，這個問題，當初在延安的時候就討論過。那些從全國各地投奔而來的知識女青年，對軍人滿口粗話髒話非常不滿，向首長提意見。首長於是下令，有女同志在場的時候，不準說髒話。這種命令根本不起作用，那些當兵的說溜了嘴，剎不住車。後來有人找毛主席告狀，說到處都是土匪語言，這和革命紅都的形象相差十萬八千里。延安因此掀起了一次大討論。方子衿一聽，來了興趣，問李淑芬，這場討論最後誰贏了？萬萬沒想到，李淑芬說，鳥毛贏了。方子衿目瞪口呆，半天竟然沒有說出一句話。李淑芬進一步對她說，你不用喫驚。假如你是前線指揮員，下命令讓一個戰士去炸敵人的碉堡，你咋下命令？你說，方子衿，我命令你，去把敵人的碉堡給炸嘍。這行嗎？你抱着炸藥包肯定雙腿發軟。方子衿覺得命令就應該這樣下，難道還有別的下法？李淑芬突然轉換了一種腔調，學着一種粗俗的男人腔說：“你應該這樣說：奶奶的，方子衿，去，把龜孫子的雞巴給炸飛嘍。”這話讓方子衿面紅耳臊，卻又不得不承認確實有理。同時，她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在戰爭年代在戰場上，說粗話或許有其必要性，可現在是和平年代，是在文明社會，不能再以戰爭思維來指導社會主義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