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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羣人商業互吹了許久，過足了詩癮，又去點評宋時的文章。那道中庸題他作得簡嚴典正，是論禮的昌明之作，自然搏得一片誇獎，但春秋題卻引起了一番議論——
這文章作得太簡樸了。
八比議論竟只敷衍書義，專依宋齊兩事議論，典故皆取自經傳，是文風尚古，還是所學太少，不得不恪守經傳？
這話不好直說出來，卻有人忍不住提點他，如今時興的文風是融合經史典籍，先發性理之議，再選著十三經、二十史文字乃至唐宋八大家名文註解自己的議論。似他這樣先敘後議，以經傳爲本的寫法不合時俗了。
宋時在考場上都敢按着自己的本意寫了，對着不能判他卷子的人更沒什麼不敢說的，開口先引了朱熹的話給自己撐腰：“朱子曰：胡《春秋傳》有牽強處。我立論不依胡傳，但依左傳而已。《春秋》直書東周故事，雖然以用辭爲褒貶，但治春秋時還是應當視其爲史書，以事見義，而非先立個天理人慾之說，以經文強注理學。”
他在一篇二十五塊的明清經學博士論文裏看到胡應麟論《左傳》的一句“直書其事，臧否自形”，忽然就被這句話戳到了心裏。後來他自己作春秋題時也不自覺地帶上了這種態度，就按經中語義解釋，避免先預設自己的立場，再挑着經籍中的強行證明自己的理念。
這麼貴的論文，寫出來的東西能有錯嗎？！
本來後人解讀前人文字就是做閱讀理解，你不多看史料，用不同史料相驗證，還要強行讓前人按你的三觀和思路寫史書，那注出來的能是人家的本意麼。這不就跟某年高考，強行分析作者家的窗簾爲什麼是藍的一樣嗎？
他跟衆人講了講不以經學爲義理作注、而要考據經文本義的想法，又怕自己還是個童生，人微言輕，就借朱熹的評論作代言：“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