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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朔也曾把他們當作自己學習效法的楷模，“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但是，東方朔認爲，伯夷、叔齊遠離朝廷，隱居山林，不僅於現實政治絲毫無補，更重要的是他們雖成就了高尚的精神節操，卻在生活困頓中雙雙餓死，沒有保全自我的生命，這種“貴心傷身”的處世之方，是不符合《周易》“肥遁無不利”的義理的，也不符合道家的養生之道。
他們與那些被戮及生命的人們有何區別？
所以，儘管孔子稱讚伯夷、叔齊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東方朔卻直言“首陽爲拙”，不取其道。
周朝諸侯國魯國柳下慧的事蹟在《論語》、《孟子》中都有所記載和評論。他爲魯國仕師，“三黜”而不離開父母之邦魯國隱避他鄉；他不以侍奉污君爲羞辱，也不以官小而辭掉，在朝廷上不隱藏自己的才能，辦事奉行自己的原則。他被遺棄也不怨恨，身處窮困也不憂愁。即使是與鄉下佬相處，柳下慧也高高興興地不忍離開。
他的名言是“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由此看來，柳下慧是一個既能珍重自己的生命又能保持自己的高潔精神的兩全其美的智者。所以，儘管孔子評說柳下慧“降身辱志”，但東方朔仍然稱讚“柳下爲工”，並效行其道。
東方朔是一個奇怪的人一個有個性的人，他的隱士生活不是爲了真正的歸隱而是爲了出世。
唐陽羽的想法也是如此，他需要有一個隱藏起來休養生息的安全之所然後重新上路重新成爲一個王者。
